《庆余年》的“内库”只是搞笑吗？明代内库大权谁来掌控？
小伙伴们，最近有没有被《庆余年》刷屏啊？在此劝还没来得及看的伙计千万别点开《庆余年》，这剧用心实在太歹毒，因为只要你点开，就根本停不下来！
男主角范闲从澹州来到京都寻找自己的身世之谜，各方势力围绕着“内库”财权，展开了扣人心弦的争夺。内库和“内裤”谐音，为主角范闲母亲叶轻眉经营的商号，富甲天下，叶轻眉死后，由皇室接管。范闲调侃：“这名字谁取的，如此不雅？”可别笑，中国历史上真有“内库”，且地位极其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明代的内库大权问题。
内库，自古有之，各朝各代的名称不同，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周礼》称为“玉府”或“内府”；秦汉时期，内府隶属于少府；魏晋时期，少府中出现了一个的“中黄藏”；隋代，炀帝将黄藏归于长秋监；唐代，玄宗设大盈、琼林二库；宋代称为“内藏库”，明代则是“内府各库”的简称，位于皇城内部，用于存储金、银、宝钞、绢、布等各类实物收入。皇城之外，有以太仓库为主的国库，也称为“外库”。
总的来说，内库有十二库，分别是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盈库、广惠库、天财库（司钥库）和供用库。每个库的职能和分属部门不同，如下图：
有明一代，内库作为皇帝名义上的“小金库”，最终归属权权自然一直攥在皇帝手中。但是，内库交由谁来管理，对皇帝加强皇权尤为重要。
一、洪武时期的宦官和文官并存
洪武二年，朱元璋增设的内府各库，基本上交由宦官管理，各库的大使、副使皆“以内官为之”。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对内库的管理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他规定了各库的基本职能，规定内承运库和司钥库的大使、大副皆由内官担任。内承运库负责储藏金银珠宝，司钥库负责掌管各库的钥匙，其他各库只是负责存储一些基本物品，所以说，掌管了内承运库和司钥库，就等于掌握了内库大权。其他子库，由户部和兵部的流官进行管理。洪武二十五年，提高承运库、宝钞、广惠、广积、赃罚等库的大使的基本待遇，每月俸米为五升五斗，官阶为九品。洪武二十八年，内承运库大使官阶五品，副使从五品。且据《诸司指掌》记载，户部有外承运库、宝钞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库，也就是说内库主要子库都交由外库进行管理。
由此看来，朱元璋赋予文官内库的管理权，但是品级比较低，同时又安排宦官操控内库财权，以达到权力的均衡。这体现了朱元璋对内库财权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认为皇帝富有四海，天下都是他的财产，内库的设立只是为了积累财富以供天下之需要，所以文官应该参与打理。另一方面，为了掌控财权，自然要将内库财权交由自己信任的身边人——宦官。从内库的收支情况来看，洪武时期的内库运转基本符合朱元璋设计制度的初衷——既是公共财政，也是私人财政。从收入来看，主要来源于皇室收入、铜钱、纸钞收入、田赋、商业税、贡品、工部解纳、赃罚物。从支出来看，用于皇室开支、官员俸米、月粮、赈灾、军队紧急开支、赏赐功臣等。
永乐、仁宣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皇帝比较热衷于国家事务，对奢侈享乐也能有所抵制，所以，这一时期的内库，基本保持着公私两用的状态，内库的地位神圣庄严不可侵犯，明宣宗曾说过：“洪武、永乐间，内府所贮钱粮，内官、内使纤毫不敢动，虽东宫、亲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请。”
明朝中期宦官掌控内库
从制度设计上看，朱元璋并没有明确规定内库公与私的界限，到了明朝中期，皇室的奢侈享乐之风蔓延，皇帝的私心更重，为了模糊内库财政公私界限，只好限制户部对内库子库的监管权。正统三年，英宗为了便于对各库的管理，将甲乙丙丁等库迁回了内府。虽然表面上是办公地点的变化，宦官近水楼台，方便了宦官从文官手中夺取内库的管理权。弘治末、正德年间，由于皇帝将甲字五库扩展为十库，新设机构大量运用内官，文官的势力遭到严重打压。户部曾经奏请皇帝，要求司礼监同内阁共同审查非正常手续使用库银案件，正德皇帝没有同意。慢慢地，以司礼监为首的太监集团掌管内库，内库也就成为皇帝个私人小金库。掌管人员的任用，完全出自皇帝的喜好和心意。弘治皇帝的母亲纪妃就曾在内库工作过，从侧面说明了内库的私密性。
内库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赋税——金花银，但内库财产的使用却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虽然仍然会预留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但用于官员的俸禄、赏赐功臣、国家重要事务的比例逐渐缩减，而皇室开支、满足皇帝个人私欲的用度比例扩大。皇帝富有四海，只要皇帝能想到的，负责采办的宦官就会想方设法替皇帝弄到手。正德皇帝就曾因受乌斯藏僧人的蛊惑，“以珠琲为幛幡，黄金为供具，赐其僧金印，犒赏以锯万计”，花费数额巨大，几乎把内库的黄金败光。
明朝中后期内库财权与明朝灭亡
到了嘉靖时期，内库已经彻底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公共领域已经很难从内库中得到钱财补贴国家重大项目。嘉靖二十二年，北边军镇军情紧急，需要用钱，户部和其他大臣奏请皇帝“借用”内库钱财，待国库财政好转归还内库。内库成为皇帝圣神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借用”事件也表明了国库体系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库收不上钱以维系国家机器的政策运转，有时候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而皇帝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侵夺国库的财权的同时，以各种名义创收，以增加内库的收入，将国家财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点，万历皇帝做得最为出色。他派出大量的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到处聚敛财富，搞得民怨沸腾，但成果显著，据统计，万历在位48年，内库共进9620万两。这一笔钱，据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花完。内库财权的私有化和国库体系的奔溃，文官不得不依仗皇帝的小金库，皇帝凭加强对朝臣的控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加强。
天启年间，木匠皇帝完全依赖大太监魏忠贤，魏党权势滔天，内库的管理大权自然也落入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趁机侵吞内库财产，几乎将内库搬空。崇祯皇帝上位，魏忠贤被打倒，收回了部分赃款。此时，明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库亏空已经成为定局，大臣多次请求崇祯动用内库的钱财支援战事。崇祯惜财，一个劲哭穷，不愿意拿钱出来。等到兵临城下，匆匆凑钱，可一切已经晚了。明朝灭亡，内库充盈还是亏空，也就成为一桩历史公案。
纵观明朝267年的历史，朱元璋设立内库，确立积财为公的原则，初衷是非常好的，可是他没有确定公私的界限。后代皇帝为了加强专制和满足个人私欲，逐渐将内库的掌控大权从文官的手中夺取，交由亲信宦官掌管，并不断利用侵袭国库的财权，导致公私不分，为明朝财政混乱埋下伏笔，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财务制度化、财务公开透明，这是明朝内库体系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