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崔道成、裴如海、邓元觉，为何水浒中的僧人都面目可憎？

鲁智深、崔道成、裴如海、邓元觉，为何水浒中的僧人都面目可憎？

宗教，是每个朝代都无法绕开的话题。在中国，释、道二家共存的格局已延续千年。这两家也分别用各自的方式，影响和推动着水浒故事的整体走向。纵观整部《水浒》，对两家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全书大力推崇土生土长的道教，对舶来品的佛教却采取一种贬低、抑止之势。在作者笔下，不仅对僧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公开批判，更是出现了一批面目可憎的僧人形象。

如果说《西游记》的主旨是重佛，那么《水浒传》则通篇泛滥着轻佛的基调，僧人不仅社会地位极低，甚至成了不吉利的象征。水浒原著（120回本，下同）第6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罐寺》，史进在赤松林打劫，遇见鲁智深，便“吐了一口唾，闪入去了”。鲁智深对此的解释是，“见洒家是个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和尚是生意人的避讳，被认为不利于财运。史进见到和尚居然放弃打劫的冲动，还吐一口唾沫以消霉运。可见，民间对僧人的歧视根深蒂固。

鲁智深、崔道成、裴如海、邓元觉，为何水浒中的僧人都面目可憎？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阿Q欺负尼姑，一句啼笑皆非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印证了自古以来僧人处于弱势群体的事实。水浒原著第32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宋江劝头陀武松一起投奔花荣，武松推辞的理由是，“亦且我又做了头陀，难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设疑”。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僧人与普通百姓之间尚且存在着较大的等级差异。若百姓长期与僧人同吃同住同行，那么不仅不方便不协调，而且有碍市容市貌，容易引起官府和路人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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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原著第45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中，作者用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对裴如海之流的僧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赤裸裸的揭露、批判和讽刺。虽然出言不逊，但作者贬低佛教的观点却一目了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就不加引用，各位可自行去度度。与此同时，除智真长老外，一批面目狰狞的僧人形象也始终活跃纸上，如不守清规、杀人如麻的鲁智深、武松，败坏寺庙、劫掠民女的瓦罐寺“生铁佛”崔道成，还俗和尚、打家劫舍的二龙山强盗头子邓龙，不甘寂寞、勾引妇女的蓟州报恩寺裴如海，假传情报、害死晁盖的曾头市法华寺无名和尚，助纣为虐、贪图富贵的方腊国师“宝光如来”邓元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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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水浒作者秉承了当朝统治者对待佛教的一贯态度。正所谓上行下效，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盛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到水浒故事所处的北宋末年，宋徽宗信奉道教，自称“道君皇帝”，道教地位扶摇直上。在水浒成书的明朝，官方对佛教的管理相当苛刻，不仅严格控制僧人数量，而且实行三年一考，未通过者追回度牒、还俗回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也难怪水浒要对佛教“另眼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