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早期创业史
千年大变局 第一卷 春秋称霸
第二章 诸侯鼎新（上）
第六节 筚路蓝缕（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说的是楚国先祖的事迹。
春秋战国时代被中原诸侯鄙夷为蛮夷戎狄的大国有两个，秦国和楚国。如果说秦国被视为戎狄源于其祭天违背周礼，那么楚国被视为蛮夷则是因为他僭称王号同样违背周礼。
与秦国自始至终坚决不承认自己戎狄不同，楚国曾长时间自称蛮夷。《史记·楚世家第十》先后记录了相隔上百年的两代楚国君主的名言：楚国君主熊渠曾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熊渠的后代楚武王熊通则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西周末年，熊渠不但自称蛮夷，更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完全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春秋初期的楚武王熊通以蛮夷自称，攻击华夏国家，更自封王号，这在中原华夏诸国看来显然是蛮夷本蛮无疑了。
楚国先祖的历史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史记·楚世家》说楚国是颛顼氏后裔，姑妄听之吧。不过司马迁有一句话大体说的不错，“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楚国先祖大约也是在中原地区被迫南迁的诸多部落国家的一支，从血统上看，与中原诸国并无区别。
上古时代，以黄河为链条串联起来的关中盆地、汾河流域诸盆地、伊洛盆地，河北平原、河济平原、淮河平原等构筑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鲲鹏形区域。这片区域有大河相连，土地肥沃，地势开阔，交通便利，非常适合建立强势而统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超级强国。但鲲鹏地形的缺点也很明显，军事上缺少屏障。
稳定的政治一体化国家内部，环境适宜时人口增长极快。一旦遇到内外部环境变迁，统治失序，周边区域的入侵就会给中原地区带来剧烈的人口溢出效应。一茬一茬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先民或主动或被动向四方迁徙，沦为新的蛮夷戎狄。东方是大海，西方是青藏高原，生存空间有限。所以中原先民外迁的主要方向是向北和向南。向北的融入了戎狄，向南的融入了蛮夷。
随着历史变迁，周边的蛮夷戎狄也有可能强势回归中原。这种历史的互动贯穿了上古历史。
司马迁说匈奴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夏朝后裔，应该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夏朝的事情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知道，西周建政后，大批不肯接受周朝统治的商朝遗民，向北迁徙，分别融入了山戎和日后的东胡，甚至塑造了箕子朝鲜；刘邦定鼎后，在平定异姓王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将领或主动或被动归附匈奴。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上古的华夏与戎狄蛮夷之间的区别不同于今天的民族差异。在汉朝用儒家意识形态整合大一统国家文化认同感之前。华夏并不是一个表达统一民族的概念，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意识，但最主要是表达政治同盟的概念。认同和接受华夏的统治秩序，遵守华夏礼仪就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否则就是戎夷蛮狄。所以华夏人脱离华夏身份，融入蛮夷戎狄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文化背叛心理。吴太伯文身断发脱离华夏融入蛮夷并不觉得丢人，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政治态度而已。
当然在上古时代，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都用文化、习俗、宗教等形式来表达，周礼本身就是一种用文化方式表达政治同盟的工具，政体的选择无形中也有文化选择的意味。所以蛮夷戎狄还是有一些贬义的色彩，只是远算不上强烈。而且不同的人感触也不一样。
吴太伯的父亲才从戎狄融入华夏，他对华夏文明的文化认同并不强烈，文身断发也没有心理压力。楚人来回在华夏和蛮夷之间横跳，所以也没有文化认同感。秦人世代都是华夏顶层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却在周初差点被剥夺华夏资格，所以对自己的华夏身份格外敏感，谁否认就跟谁急。这些对华夏身份认同感的差异性都是合理的。
汉朝建立后，春秋大一统逐步沉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夷夏之别从侧重政治认同进化为侧重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感觉越来越强，脱离华夏加入戎狄就成为一个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的文化背叛行为。李陵被迫加入匈奴，但深以为耻，日夜捶胸顿足。日后这种文化心理越来越深厚，汉族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族群也就产生了。这是后话，先不提。
数千年间，来自中原的华夏人不断向外溢出，分别融入蛮夷戎狄，东方、南方当时还属于蛮夷的族群也随着秦汉大一统彻底融入华夏。后世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通过入侵中原与中原民族血统多次融合，但今天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汉族血统非常单纯。显然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在内的蛮夷戎狄与中原民族在血统上本就是高度同源的。
北方苦寒之地资源有限，能容纳的人口同样有限。南方资源丰饶，能养活的人口也多，而且河湖密布，所以自古以来，中原的人口溢出方向，主要还是向南迁移。我们可以在蚩尤等神话人物身上看到这个历史的痕迹。南方很多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也都有保留着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印记。
楚人也是源于中原而被迫南迁的部落国家，应该属于比较晚近离开中原的国家。
楚国曾长期混杂在中原华夏国家和其他非华夏部落国家之间，传承世系混乱，根本没法记载。从楚国的风俗（左袒），图腾（凤鸟）来看，楚国文化既与中原密切相关（商朝图腾也是凤鸟），却又异于华夏文明。中原国家视其为蛮夷倒也并非鄙视，确实有一些客观原因。楚人自称蛮夷自然也不全是出于义愤，内心深处确实也有自外于华夏的文化自觉。
按照史记的记录，商末周初的改朝换代战争中，不受商朝尊重的楚人选择投机，背叛了文化和血统上更亲近的商（楚与商有共同的凤鸟图腾，同出于上古东夷部落），随周反商。这次投机楚人站对了队，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楚人被封于楚蛮，居于丹阳，爵位是最低等级的“子男”，较公侯等高等级爵位差距很大。这让楚人非常不满，这种不满日后在楚国做大，周朝没落的时代表现得格外清晰。
但楚人这种喜欢投机，喜欢横跳的毛病恰恰是他从商到周始终得不到尊重的关键原因。谁会信赖一个喜欢背叛，无视自己文化血脉的人？人尚如此，况乎国家？
楚人最早的封地丹阳，到底在哪里？目前有些争议，主要是湖北说和河南说。
丹阳即丹水之阳，按照河南说，古丹阳大约在丹江下游，丹水、淅水汇合处，今河南淅川附近，处于陕西、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处。这里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野处。向北能轻易进入黄河流域的南洛水，向东可进入淮河流域，向南很容易进入汉江流域。这里正是周王畿南部外围，西周在这附近分封了很多姬姓小国，缓冲来自汉水流域的蛮夷部落。
楚国这样在华夏和蛮夷之间来回横跳的部落国家，很自然应该处于华夏和蛮夷部落的中间地带。所以河南西南部应该是古丹阳更可信的一个地点，将楚国分封在这里很合理。
如果按照湖北说，丹阳大约在湖北当阳，距离长江和云梦泽都不远。这里已经深入长江流域而远离黄河流域了。按说楚国是一个在华夏国家与非华夏部落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否则就很难说“或在中国，或在蛮夷”了。所以河南说或许更可信。
表1-2-6楚国历代君主世系表——前22代
早期的楚国疆域不大，人口也不会太多，是个很不起眼的部落方国。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铎的玄孙熊渠在位时期，已经到了周夷王时期。熊渠本人雄才大略，在位期间，大力拓展楚国势力，一举渗透到了汉水流域，“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从地理上看，熊渠显然也没有实力向北发展，去硬扛已经日益衰弱的西周和周朝分封的诸姬国家，而是向南发展，进入南阳盆地，汉江平原。楚国疆域获得了极大拓展，隐隐有成为大国的潜质了。
或许是开疆拓土的成就和周边小国的奉承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也或许是有感于自己祖先助周反商有功而只得封子爵的不平事。总之，大力开拓楚国疆域的熊渠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这是要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相对他此时的疆域而言，这未免过于夜郎自大了。后来周厉王时期，熊渠害怕“暴虐”的周厉王报复，于是主动取消了王号。这么看来当时的楚国还是色厉内荏，表现的虽然张扬，实际上还缺乏硬实力。
熊渠去世后，楚国君位更迭连续几代出现混乱，扩张势头有所减缓。熊渠玄孙熊咢在位时，西周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等到熊咢的儿子熊仪在位时，西周灭亡，东周开始。
熊仪就是若敖，即“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典故中提及的若敖。同时提及的蚡冒则是若敖的孙子熊眴[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是穿着破衣服，驾着拉柴的破车去开启山林之地，比喻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艰难创业。除王室大宗传人外，若敖的后世小宗以若敖为氏，若敖氏又分化出斗氏，成为楚国最早最强势的干政贵族集团。直到位列春秋五霸的楚庄王时期才彻底剿灭了若敖干政集团。
这里插一句话，楚国历史上一直都伴随着公族干政的隐患，每一个根基不稳的强势楚王都会扶持自己的近支公族打击世袭传承的老旧公室贵族，以巩固自己和后世子孙的统治基础。楚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几个公族世家背后都有一个强势但根基不稳的楚王背景。除了上面介绍的若敖氏和斗氏外，后世最著名的楚国三大公族世家屈氏、景氏、昭氏都是如此。
屈氏源于楚国中兴之主楚武王，他篡位登基，自感根基不固，自然要想办法扶持近支公室贵族夺权。景氏来源于楚平王，同样是篡位登基。昭氏则源于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他倒不是篡位登基，但楚国在他的时代被吴灭国，在秦国的帮助之下才复国。复国之后百废待兴，他有条件全力扶持自己的近支公室来巩固权力根基。
我们继续说楚国历史。
熊眴死后，弟弟熊通杀死侄子篡位成功，成为楚国国君。他就是日后正式称王的楚武王。他的哥哥熊眴（蚡冒）也被他追封为楚厉王[4]。
楚武王就是与郑庄公、齐僖公称合春秋三小霸主的最后一位小霸主了。在春秋五霸正式出现之前，这三位开风气之先，提前突破礼制的束缚，采用武力征讨配合内政外交策略在局部地区分别成就了一番霸业，被后世列为三小霸主。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熊通开始僭号称王，理由与其祖熊渠的说法很类似，“我蛮夷也”，这个理由奇葩中还透着点可爱。不过熊通比熊渠强一些，他还知道给自己找一些符合华夏政治伦理的逻辑：“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昔日我楚人先祖也是周文王的老师，死的早，你们只给分封了子爵。楚人历代先祖尊奉周王正朔，任劳任怨，苦心经营，周边的蛮夷们都被我们收拾的服服帖帖了，周王还是不肯给我楚加尊位。不给就算了，干脆我自己加。于是熊通自封为楚武王，这是后世历代楚君均称楚王的真正起点。
通过熊通的这段表白，我们也大体能看得出，他与乃祖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依然自称蛮夷，依然存在夜郎自大的狂傲；另一方面，随着与周边华夏文明国家的密切交流，他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华夏政治伦理。不过，动辄自称蛮夷依然显示此时的楚国在文化心理上确实还存在着明显自外于华夏文明的特点。
楚武王一生征讨无数，灭国也不少，不过他最为后人称道的是灭权国并设县治理的事迹。《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设县治理的记载，比秦国设县治理还要早半个世纪。这为后世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政体首开纪录。
这也意味着楚国在春秋早期已经触摸到了中央集权制的门槛。
楚武王在位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公元前690年在讨伐随国的军中去世，果然无愧于其“武”的谥号。楚武王在位期间正好是春秋时代刚开始，诸侯正在提前适应即将到来的大混乱的无序状态。这个过程中谁能提前做好准备，谁就能在日后的大混乱时代里有更多资本称雄称霸。
楚国很幸运，在这个最需要提前蓄力的时代里，楚武王横空出世，提前将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一众小国扫荡疏浚，让楚国在南国的蛮荒之地提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国已经势不可挡，这是日后楚庄王位列春秋五霸的最关键基础，也是日后楚国具备与晋国长期称霸条件的最基本前提。
楚武王的后代分化出了著名的屈氏，是楚国中后期三大长期执政的公族世家之一。后世人才辈出，我们耳熟能详的申公巫臣（屈巫）、大诗人屈原、主持向戌弭兵的楚国令尹子木（屈建）等都出自屈氏公族。
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继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一继位就在继承楚武王遗志的基础上继续大刀阔斧拓展楚国的发展空间。楚文王即位第二年就灭掉了申国（南申国）。
姜姓申国是周朝统治阶层中坚力量，最早的封地在关中西部。申国一直与周王室关系亲密，长期联姻。周宣王时，为笼络申国，周宣王给申国一次增封的机会，在南阳附近，接近汉水流域的地域给申国一块地盘，让申国到南方去发展，这就是南申国。
而增封的南申国在当地扎下了根后，迅速发展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大国。
楚国灭南申国，意味着周王朝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交界处（即汉江流域北部和淮河上游这块区域）的影响力已经被楚国消除殆尽，汉东诸国尽属楚国附庸，楚国兵锋即将开始染指淮河流域。
楚文王灭掉申国之后再接再厉，开始染指淮河流域，先后征讨蔡国，俘虏蔡侯，攻灭了息国。
息国是姬姓诸侯，应该是侯爵，是淮河流域的大国，西周分封的姬姓诸国之一。历史上著名的息夫人（楚文王夫人）的前夫就是息国最后一任君主。蔡国也是周朝分封的姬姓诸国之一，鼻祖是管蔡之乱中被流放的蔡叔。息国和蔡国都是淮河流域的大国，结果息国被灭，蔡国也成了楚国附庸。这意味着楚国正式进入了中原腹地南侧的淮河流域，铁了心要逐鹿中原了。
不过楚文王进入淮河流域，经历了最初的如入无人之境后，终于一头撞到了墙上。
楚文王即位后不久，齐桓公在齐国继位，这位春秋五霸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位霸主，很快就担负起尊王攘夷的重担，而楚国此时毫无疑问属于被攘的夷类。
公元前679年左右，齐桓公联合卫国、郑国、陈国、宋国等国家，连续在鄄地会盟，正式开始称霸。这对于楚国的北进策略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楚文王虽然多次挑衅，先后攻击郑国，攻灭邓国。但无论国力还是兵力，在如日中天的齐国面前都还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也就仅限于挑衅。
公元前675年，在位15年后，楚文王去世，儿子熊艰继位，史称楚庄敖。3年后楚文王的另一个儿子熊恽篡位成功，即楚成王。
楚文王在位15年，算不上很长，但影响很大，无愧于他“文”的谥号。
《史记》记载，他登基不久就迁都郢。“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5]；“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6]迁都此举对于楚国而言是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举措。
郢都位于今湖北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春秋时代楚国最强盛时的都城所在地。直到春秋晚期，郢都被吴国攻破，楚昭王复国后才迁都于鄀，郢都作为楚国都城的历史才告一段落，前后近200年时间。此后楚国依然将新都称为郢，可见，郢都对于楚国人的影响之大。
关于郢都，楚国先后有鄩郢、鄀郢、鄢郢等不同的都城，此外还有很多被称为郢都的都城，但到底何时居于哪个郢都，历来争议颇多。好在不影响本文内容，就不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了。
楚成王在位时间接近半个世纪（前671年～前626年），是楚国历史上又一位长寿且颇有作为的君主。
楚成王运气不好，当时如日中天的齐桓公在北方正热衷于尊王攘夷。楚国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兼并小国，拓地千里了。只能偶尔挑衅式地袭击一下淮河流域甚至黄河流域的几个小国而已。
齐桓公其实也没有能力远涉千山万水跟楚国硬碰硬对抗。公元前656年（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卫、陈、郑、许、曹等八个诸侯国的联军攻破楚国的附庸国蔡国。[7]楚成王派使者含蓄提醒齐桓公，你我的国家相距过于遥远，真打起来对谁也没有好处，只会让其他国家渔翁得利。齐桓公也不是没有这个顾虑，舟车劳顿长途奔袭本就是兵家大忌。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跟兵强马壮的楚国对决，联军真不一定能赚便宜。就算胜利了，齐国也得不到一毛钱的好处。一旦失败了齐国不但霸业不保，只怕还有灭国之虞。
于是齐桓公以楚国历史上对周王室不敬，长期不给周王室进贡祭祀用的茅草为由对楚国提出不痛不痒的批评，而楚国也做出了当面的致歉，并保证以后一定尊重周王室。于是楚成王顺水推舟，齐桓公就坡下驴，双方默契退兵。
此后楚国确实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非军事交流。毕竟虽然大家鄙视楚国为蛮夷，但其实楚国也算是周王室正式册封的诸侯，只要楚国自己不反对，他就确实有华夏国家的身份。
楚成王被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所震慑，居然少见的表现出谦卑恭谨的一面。
楚国此前的历任君主无论真实实力如何，在面对华夏国家时，往往喜欢表现一种妄自尊大，自外于华夏的乖谬之态。可能是为了摆脱华夏统治秩序的约束，实现自由兼并周边小国的战略目标。如果自认华夏国家，就要按华夏国家的规则来处理外交，束手束脚，还不如干脆装疯卖傻自称蛮夷来的便捷。
现在故意扮演蛮夷的目标已经实现，再继续扮演蛮夷，就会受到华夏国家的联合抵制，反不利于楚国继续扩张势力。所以楚成王开始转变策略，以华夏国家自居了。面对楚国突然表现出的谦卑恭谨态度，中原诸国大感意外，效果居然出奇的好。
楚成王不断派人与诸侯结盟修好，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给周天子进贡的传统。周天子也很高兴的给他赏赐了祭肉，重新接纳他为华夏国家。
但楚国向北发展的脚步却也并没有因为这些表面的谦卑态度而有所减缓，只是刻意避开如日中天的齐国而已。楚成王二十六年到二十九年（前646年～前643年），正是齐桓公去世前的三年时间，楚国兵锋已经攻入了淮泗地区，即将进入中原腹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的这段历史很值得思考。从舆论上，无论当时的国际舆论，还是后世的历史舆论上看，齐桓公称霸当之无愧，楚成王始终无法位列霸主之位。但与之相对的是，齐桓公称霸对于齐国本身的实力拓展根本没有任何帮助。齐国除了获得了一个霸主尊号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而楚国正相反。楚成王利用与齐桓公争霸的机会，在淮河流域大肆扩张。同时也逐步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各种或强迫或利诱的结盟方式，拉拢了一大批仆从国，在淮河流域逐步站稳了脚跟。楚国在楚成王时代，与中原诸国的沟通已经常态化。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期间，居然还曾经绕远路去过楚国，也受到了楚成王的热情款待。
楚国此时看起来与其他华夏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一点对楚国而言非常重要。如果楚国继续以蛮夷身份自外于华夏，他攻击其他国家就是典型的蛮夷入侵行为。这种行为理所当然会遭到列国的联合抵制。而一旦他主动自承华夏身份，那么即便他攻击了其他国家，也不过是列国纷争而已。其他国家巴不得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了。
楚成王时期，是楚国转变为华夏国家的重要过渡时期。
楚国这个国家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从三代时期不算多的史料来看，当时的华夏文明圈相对还很小，主要集中在渭河、黄河、淮河和济水这四条大河周边流域，不同时代统治区域会有一些变化，但南部统治的中心区域大体不会超过淮河流域，江淮地区就已经算是华夏文明的南部边缘地区了。
长江流域以南当时还没有纳入华夏文明，大量的百越人、扬越人、楚蛮、荆蛮等部落国家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上古时代只有少数时代，才可能会有极少数卓越的君主有能力短期内将统治触角伸到这个领域，但大多数维持时间很短，往往很快就或主动或被动退回中原地区。当时的交通能力很差，军事投放能力也差，多强的军事实力也会被漫长的补给线消弭殆尽，统治区域跨度过大会严重削弱统治力度。
长江流域及以南的这些部落国家从血统上与中原地区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大都有过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并随着中原地区人口的溢出，不断向南迁徙。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有利于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保持强势。
于是以中原地区为圆心，向南产生了一个涟漪状的圈层状文明分布图，越靠北的部落国家与中原地区的血统关系越密切。归根溯源，大家大都有或远或近，或多或少的中原地区的血统。
因为每一个被迫南迁的部落国家最初都是带着屈辱被驱逐而离开故土，所以他们对于中原地区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一方面那里曾经是他们的祖先之地，有天然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那里生活的人都是当初逼迫他们祖先流浪他乡的仇人的后代。所以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还有浓烈的排斥心理。
所以长江流域的部落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与中原地区既有割不断的文化血脉相连，又有着复杂的排斥心理。与中原地区广阔的平原、低矮的丘陵和平坦的河谷地形不同，长江流域山多，水也多，即便平原地区也是河湖密布。所以中原地区以车马为主的陆路交通形式在长江流域同样行不通。长江流域更适合舟楫等水上交通形式。这是北方以车兵或骑兵为主的陆军无法施展威力的最大障碍。也是长江流域迟迟无法融入华夏文明的最大障碍。
除了气候条件差异之外，交通方式的这种巨大的差异性才是中原地区长期无法将长江流域纳入华夏版图的一个最关键因素。
楚国的存在客观上打破了这层交通差异性的窗户纸。
楚国本身也属于被中原文明挤压溢出的介于华夏和非华夏文明之间的部落国家。他有向北发展，逐鹿中原的野心，但在北方强势的诸侯国的阻挠之下，长期没有机会真正染指中原。于是楚国不得不在南方地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
到了战国时代，楚国几乎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彻底统一起来，一度强势的吴国和越国领土都先后纳入楚国版图。这是历史上包括华夏和非华夏的所有国家都从未实现过的大事。
楚国在南方实现了长江流域的统一之后，在北方也从未放弃逐鹿中原的企图。长期与华夏文明圈的国家深度融合，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方面面越来越表现出华夏文明的特征。公子重耳流亡其间曾去楚国寻求帮助，至少证明他认为楚国存在给他提供帮助的可能。王子朝在宫廷内斗中被晋国驱逐后挟典籍逃奔楚国，固然因为楚国是晋国的对头，但选择奔楚至少意味着他没把楚国当蛮夷看待。
这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依然是最强势的文明形态。无论经济上，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还是军事上、政治上先进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治理效率，以及文化上高度发达的艺术水平和沟通效率都是南方部落国家望尘莫及的，也很自然会形成巨大的同化效应。只要有机会，落后国家总会情不自禁学习先进文明。
所以楚国无意中充当了沟通南北的桥梁，在军事上利用强势的武力实现长江流域的统一，在文化上又主动融入华夏文明。到了战国后期，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更南部的百越地区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华夏文明痕迹。这为秦汉之后整个南方地区迅速融入华夏文明圈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有楚国的贡献。
仅此一点，就无愧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已经融入华夏文明血脉的成语所蕴含的楚国历史的一切荣光。
[1] 《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2] 《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做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徽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逐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
[3] 蚡冒是宵敖之子，若敖之孙的提法来自《史记·楚世家第十》，《左传》则认为蚡冒与若敖是兄弟关系，世袭上要早于霄敖。近年出现的楚文物证明《左传》的记录应该比《史记》更准确。这也证明楚国世袭的混乱，此处内容仅供参考。
[4] 关于蚡冒即楚厉王的信息源自《韩非子》。《韩非子》非信史，所以此信息准确性存疑，仅供参考。
[5]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6] 《史记·楚世家》
[7] 《春秋·僖公四年》：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