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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梳理17世纪到20世纪初欧美各国植物猎人在中国的活动，以植物传播为媒介，打开晚期封建帝国与全球殖民资本帝国、现代与传统、地方-国家-全球等诸多层面在文明与权力相遇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知识、文化、象征和情感的碰撞、渗透与隔阂。联系当前气候危机和激烈世界转变，思考重建与自然生态的亲密关系实践，并重新审视我们在地球-世界中的认识和位置就更加具有紧迫性。
异托邦（heterotopias）出自福柯的的著作《词与物》和文章“其他空间”（Foucault, 2002 &1986）。“异托邦”即是真实的也是神秘的，一切文化都是异托邦，它包含神圣和禁忌的空间，以及不对特定规范妥协的空间。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来隐喻、探讨不同文化中植物知识如何变成抽象的、普遍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我们如何挑战既有的知识系统，重构植物知识与人、地方、历史、文化新的联系。
考虑到400年间植物猎取历史的纷繁复杂和笔者希望普及相关知识的初衷，这个系列的介绍以串联的小故事和插曲（vignette）的形式撰写，希望富有趣味的历史简述能够丰富读者对世界的想象和视野。
01 中国和欧洲早期植物想像和描绘的形态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孔子教诲弟子学习《诗经》时说的，它是传统汉文化一个奠基性的说法。它的意思是说，认识植物是“诗教”的一部分，也就是修身而符合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楚辞》里也有对花草的描述，它是象征和抒情的。中国文化早期对植物的描绘，往往带有道德、道义、和集体情感象征的表达。
【五代后蜀】黄居寀《花卉写生图册》20幅
【宣和画谱】：黄居寀字伯鸾，蜀人也。筌之季子。筌以画得名，居寀遂能世其家，作花竹翎毛，妙得天真。写怪石山景，往往过其父远甚。见者皆争售之唯恐后。故居寀之画，得之者尤富。初事西蜀伪主孟昶，为翰林待诏，遂图画墙壁屏幛，不可胜纪。既随伪主归阙下，艺祖知其名，寻赐真命。太宗尤加眷遇，仍委之搜访名画，诠定品目，一时等辈，莫不敛衽筌。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製为优劣去取……
上面两图是五代后蜀黄居寀的花草植物绘画（“花卉写生”是现在人给的名字，当时没有这样的名称。）黄居寀画植物不算太早，在他之前也有很多描述花草植物的作品。在五代南朝时期，绘画植物的作品比较突出。黄居寀之外，还有徐熙、徐崇嗣等人。
中国古人看植物常常不是象征就是仙鬼，并不单纯是草药和植物。比如清代李汝珍想像了一个百花仙子的奇异女儿国度（《镜花缘》）。西方也是如此，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聊斋》中的动植物，都会因爱而变形。
罗马利维亚别墅“画中花园”
Painted Garden, Villa of Livia, fresco, 30-20 B.C.E. Museo Nazionale Romano, Rome
上图是 “画中花园” 壁画的局部。1863年考古发现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妻子丽维亚（Livia）的别墅中夏季卧躺餐厅（summer triclinium）墙壁上的壁画。这个花园被老普林尼称作ad Gallinas Albas，意思是 “母鸡的月桂丛” 。这个名字背后有一个传说：丽维亚和奥古斯都结婚时，一只鹰叼着一只嘴里衔着月桂枝的白母鸡飞过，它把白母鸡丢到丽维亚怀中，母鸡毫发无损。肠卜师（haruspices）建议把母鸡和月桂作为宗教职责保护。母鸡生了很多小鸡，月桂长成了一片树林，丽维亚的花园就建在这个征兆发生的地方。从日常层面，它是纳暑、会客、休闲的优美场所。从权力与象征的角度，它是古希腊-罗马用征兆（portent）象征权威合法性和权力在其家族延续不衰的意识形态共谋：以象征事件说服大众，获得大众信服，宣示天赋权力的合法性。这是“母鸡的月桂丛”故事和“画中花园”存在的原因。中国古代的 “玄鸟生商” 、 “玄鸟陨卵” 和各种祥瑞故事，也是类似的道理（Stiles, 2019; Ripat 2006）。
波提切利：春1470s-1480s；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2–1863
上面左图是波提切利的《春》，右图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卢梭说过：古希腊人看树不是树，看到的是宁芙-林仙（dryads）（Rousseau, 2017）；瓦尔堡说宁芙在现代的表现就是马奈画中的妓女（Warburg, 1999; Warburg, A.; Frankfort, H.; &Wedepohl, C. 2014）。
西方文化根源中不止有古希腊、古罗马，还有《圣经》和基督教的传统。下图是纽伦堡出版最著名的一部——两卷本德语彩印木刻插图圣经，是丢勒的教父安东·科伯格（Anton Koberger, 1445–1513）1483年印制出版的。 科伯格拥有15世纪最成功的印刷作坊，丢勒在这个作坊工作过，这对他早期作品有很大影响。《圣经》中的伊甸园（乐园）里有很多花草植物，有苹果树。“乐园和罪恶”，是西方文化里面根源的两个信念和象征要素。
《德语圣经》 Biblia Germanica 1574
02 早期西方植物学知识和著作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前 371 年-约前 287年） 被称为“西方植物学之父”。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继承和管理亚里士多德的学院。亚里士多德研究动物，著有《动物志》、《动物史》等；泰奥弗拉斯托斯研究植物，他有两部著作:《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描绘了360种植物；《植物之生成》（On the Causes of Plants），谈论植物外形和植物的环境影响。他根据植物的部分进行分类：根、茎、干、芽；也根据大小和统一性分类：树、灌木、作物和草。他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印度）带回希腊的植物：棉花、榕树、胡椒、桂皮、没药、 乳香、檀木等（Theophrastus, 1916; La rtius, 1925; Burckhardt, 1998）。
在他之后，古罗马时期出现了一位希腊医生和药理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约 40 年-90年），其代表作是希腊文写的《药物论》，或译《药材志》（De Materia Medica）。《药物论》在之后的 1500 多年中是药理学的主要教材，并成为现代植物术语的重要来源。迪奥斯科里德斯曾随罗马君主尼禄四处征战，在不同地方研究植物学和药理学。《药物论》中对约 600 种药用植物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提取鸦片作为外科麻醉药的观点。下面两幅画分别出自两个版本的《药物论》插图。插图中的植物都是曼德拉草（Mandrake，希腊文：ΜΑΝΔΡΑΓΟΡΑ ），这种草长得像人形，有迷幻作用，在欧洲被认为是神奇的植物。左图中画着林仙、创造和发明的守护女神Heuresis，她手持一株曼德拉草正递给迪奥斯科里德斯（Janick, et. al. 2012 &2013; ）。
03 植物猎人概述
植物猎人的历史要从大航海时代说起。伴随大航海和全球殖民探险，植物随着探险者、贸易商、殖民者、传教士、自然史学者、绘图家、艺术家、工程师等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条可见与不可见的“植物之路”（the Plant Route）。加拿大艺术家罗恩·本纳（Ron Benner）认为这条联系美洲大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植物全球流通之路，将植物、种植文化、知识、思想、生态环境和依赖于这些的地理经济政治全球整合，彻底改变了世界（Benner, 2008）。18世纪末在美洲探险，最早具有生态意识思想的划时代自然史学者洪堡在当时也有同样的认识。著名的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说：“海上力量（军事）、贸易和宗教，是造成这伟大而持续的世界征服的三个力量，这在植物引进的故事中充分体现 （Wilson, 1927, p. 105）。”
植物随同植物猎人的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度、网络化的全球流通。法国海军军官和探险家让·弗朗索瓦·德·盖拉普、拉佩鲁斯公爵（Jean Franc 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1741-1788?）在他的环球航行中，把从中国沿海收集的植物种子带到欧洲，后又在法国自然科学院和路易十四的首席园丁安德烈·图因（André Thouin, 1747-1824）的指导下，把欧洲种子带到北美法属殖民地种植。之后又将阿拉斯加的皮毛带到澳门，卖给中国贵族和商人，交换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La Pérouse, 1798 &1969; Shelton, 1987; Dunmore, 2006; Mueggler, 2011; Bourgoing, 2011; Royon, 2014; Bravo, 2005, p. 49-50）。这种交流出自各自的利益、兴趣和想像，又全部交汇到交流与交换日益复杂和不断创新的网络中。
植物猎人的概念，在谈论的这四百多年间，不是一成不变的。早期的植物猎人多是在探险、贸易、传教中，或者因为自己的兴趣，或者受委托而兼职从事。19世纪，随着欧洲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和机构建立，博物馆、植物园、公园和苗圃的兴起，以及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受专业训练的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
04 传教士与植物猎人在华植物猎取分期
E.布雷施奈德（E. Bretschneider, M. D.）在《欧洲在中国的植物学发现历史》(2002) 一书中，把欧洲人在华植物猎取分为五个时期:
1: 前林奈时期：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中叶（The Pre-Linnaean Period. From the Middle-Ages to about the 18th century）；
2: 林奈时期：18 世纪中叶到1793年（The Linnaean Period. From about the mid-18th century to 1793）；
3: 马葛尔尼使团1793年访华时期最初在中国内地植物探寻，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The first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ior of China in 1793, to the 1st Opium War in 1840）；
4: 1840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from 1840, to the 2nd Opium War, 1860）；
5: 1860 年到他成书的 1898 年（From 1860 to 1898）。
为了方便在我所探讨的时空范围内交叉游目，着重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关键事件和重大变化，我采取了不同的欧洲在华植物猎取分期:
1：明末（利玛窦来华起，1583年）到 1757年广东海禁之前。期间，1683年平定台湾后开海禁，在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 江海关，允许通商。1757年因英国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事件只留广州一地通商，其他贸易点关闭。
2：1757-1842年，广州 “一口通商” （Canton System）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 。
3：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
05 明末欧洲人的殖民探险和贸易
葡萄牙人是大航海时代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的欧洲人。1517年，葡萄牙商队到达广州，试图与当地的官民达成贸易协议，起初没有获得明朝官方许可设立贸易点。之后15年，葡萄牙人沿海岸线建立贸易站，一直到宁波。1545-1549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人攻击，人亡船毁，贸易站关闭。1557年，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定居，逐渐控制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
真蒂洛尼图：澳门、黄埔、广东、肇庆，18世纪末，香港海事博物馆。
Gentiloni Painting: Macau, Whampoa, Canton, and Zhaoqing, late 18th century,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上面这四幅“真蒂洛尼图”画于18世纪晚期，描绘了葡萄牙人眼中的广东沿海贸易点：澳门、黄埔、广东和肇庆。画的背面附有19世纪用意大利语写的一个便条，写着：古董鉴藏家和外交官卡米洛·德·罗西（Camillo de Rossi），在里约热内卢买了这些画（大概是1807或者1809年）。当时他是布拉干萨国王约翰六世治下驻巴西的教皇领事。香港海事博物馆2010年从罗西后人那里收购了这套作品。
葡萄牙之后，荷兰人分别于1604和1607年派船到广东，澳门官方拒绝与其贸易。1622年，雷伊松（Kornelis Rayerszoon）率领15艘船和800名士兵进攻澳门， 失败之后占据了澎湖岛。1624年荷兰人弃澎湖列岛到台湾建堡。1661年郑成功到台湾赶走了荷兰人。其后荷兰人隐秘在福建沿海贸易，买通当地官员。1729年荷兰直接派商船到广东（Morse, 1926）。
英国方面，早在1596年，罗伯特·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ley）就曾派遣三艘船帶着伊丽莎白女王致明朝万历皇帝的信前往中国，船不幸失踪了（Morse, 1926）。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授予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宪章》，允许其使用武力协助贸易。东印度公司自此成为大英帝国侵入亚洲的骨干（Thornton, 1833; Morse, 1926; Braudel, 1992, 219-223; Carter &Harlow, 2003; Puga, 2013; Sharman, 2019）。1700年，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确立商贸关系。东印度公司于1858年终止。
上面左图是很著名的一副伊丽莎白女王画像。这是是她的情人李·亨利爵士（Sir Henry Lee）委托画家马库斯·盖拉特（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画的，意在请求女王原谅他的花心背叛。画中伊丽莎白女王脚踩地球，象征女王统治的大英帝国征服世界。右图是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东印度贸易宪章》手稿。米娅·卡特说：“东印度公司结合了军事和商业体制与管理手段，起初的商业很快演变成庞大的、武装的殖民帝国（Carter &Harlow, 2003, 13-15）。但是以贸易和军事手段控制或影响印度和中国两个主要古老帝国，在初期遭遇了古老帝国的消极抵制。印度原有的秩序在18世纪后半叶解体；而中国抵制欧洲人的侵扰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大英帝国才占据了上风。
对早期的植物猎人来说，东印度公司是植物猎取的恩主和协助者。植物猎人威尔逊说： “英国花园的繁荣极大归功于东印度公司” （Wilson, 1927, 106-107）。从大航海全球殖民扩张到20世纪初期间，欧洲人鲜有反思殖民历史在亚洲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他们自身的信仰、理性和所从事活动的合理性的批判性思考。在这段历史过程中，个别像汉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一样的 “世界公民” ，能够比较公正而客观地看到西方影响在亚洲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因素。他尊重中国文化中一些自有的特色，有时不免过去理想化；另一方面，他在看到西方带给中国改变的力量和推动的同时，牟利、转化、控制主导的思想，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令人感到耻辱的伤害（1930）。
06 16-17世纪欧洲人的世界想像
费兰特·伊佩拉托《自然史》 Dell'historia natvrale di Ferrante Imperato 1599
最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奇馆”（curiosity cabinet; 在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称为wunderkammer）进行视觉描绘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药剂师费兰特·伊佩拉托（Ferrante Imperato） 1599年出版的《自然史》 （Dell’historia Naturale）中的一幅插图（Imperato, 1599; Byrnes, 2017）。“珍奇馆” 最初在14世纪出现，遍及欧洲。它通常由一个收藏家或者学者根据自己喜好建成，是现代博物馆的早期雏形（Hooper-Greenhill, 2015; Goode, 1889）。
福柯在《词与物》序言中谈到博尔赫斯的故事“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 （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他认为其中设想的中国分类法荒诞不经，主要是事物之间没有可以并置比较的一个基础和框架（tabular）。而在18世纪之前，事物可以任意联系和分类的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很普遍。伊佩拉托这本791页的巨著《自然史》包括 35,0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也包括风俗信仰或者荒诞不经的内容，比如：在肚脐上佩戴紫水晶可防止醉酒；蓝宝石可清洁眼睛，也防止色欲；而佩戴的碧玉护身符则可以止血。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分类和记录，比如张岱《夜航船》里的分类，也可以视为同类的 “自然志” 。这些 “故事” 其实都有内在的文化逻辑。
马克·狄翁：忧郁的博物馆珍奇柜 Mark Dion, The Melancholy Museum Cabinet 2019
“珍奇柜”在欧洲和整个现代世界一直都有持续的影响。美国当代艺术家马克·狄翁（Mark Dion）的创作探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对自然的征服和表现。上图中的作品是他的展览“忧郁的博物馆珍奇柜”中的一个装置。这个展览梳理一个收藏家和一个家族的爱与忧伤，从拓荒时代、铁路修建与劳工、斯坦福大学和其博物馆以及硅谷发展的地方历史，往日的“珍奇柜”和其背后人与世界内在的“忧郁” 在当代视觉习惯和环境中得以再现( Cantor Arts Center)。
吉奥·塞皮布斯罗马大学耶稣会博物馆。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博物馆或“珍奇馆”插图
Giorgio de Sepibus, Romani Collegii Societatus Jesu Musaeum celeberrimum […]. 1678. Image of Athanasius Kircher’s museum, or “cabinet of wonder”.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当时最知名的怪才。1651年他在罗马大学创立了自己的博物馆（Kircher’s Museum at the Collegio Romano）。这个博物馆是一个超大型的 “珍奇馆” ，收藏了殖民者和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带回（寄回）的动植物、地质、民俗文献和标本。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重新设计修复了位于古罗马广场（The Forum）原址的马西莫宫（the Palazzo Massimo）。19世纪末，马西莫宫用来保存基歇尔博物馆的收藏。1889年罗马国立博物馆正式成立，基歇尔的收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一部分基于中世纪旅行者带回的信息（Komroff, 1928; Mandeville., et. al. 1900; Arnold, 1999），另一部分则是1517年葡萄牙人到中国以后，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带回的物品和知识。1667年基歇尔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图说》。这是马可波罗中国旅行之后两百年，欧洲最有影响的介绍中国事物的书，内容包括奇异动植物和自然标本、传说与见闻等。基歇尔描述这本书是 “自然与艺术的奇迹” （Miracles of nature and art）。
基歇尔《中国图说》的很多材料来自耶稣会传教士，特別是卜弥格（Michael Boym, 1612-1659）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Collegio romano, 1678; Bonanni, 1709; Kircher, 1986; Feingold, 2003; Glassie, 2012）。诺尔·戈弗斯（No l Golvers）指出，卜弥格从中国返回欧洲为明朝求援时，住在罗马的耶稣会，很可能就是基歇尔的罗马大学，并在此期间帮助基歇尔准备了《中国图说》中的资料（Golvers, 2005）。
07 传教士在华的早期活动
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太蔟月七日（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立于大秦寺，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右：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插图
阿罗本（Alopen Abraham）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他原是叙利亚人，归属于东方基督教会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阿罗本成年后到了波斯，在那里接受神学教育，并领受圣职为“大德” （主教）。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 他奉派率团并携基督教经像到中国传教。有文献记载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
元世祖時，教宗派特使若望·盂高维诺总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到中国。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几个地方零星存在，或是景教余绪，或随元蒙侵欧带来的欧洲奴隶、方济各修士和商人远来而淹留（Li ák, 2014）。
明代时，罗马教廷派遣耶稣会教徒到亚洲传教。他们先到日本，在日本顺应、借力日本佛教的势力来传播基督教，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当时他们被禁止进入中国。在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以后，耶稣会传教士想方设法偷偷跟着他们进入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圣方济·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但沙勿略没有如愿进入中国，忘华兴叹而死（Spence, 1985; Feingold; 2003; Golvers, 2011; Maher, 2014）。
利玛窦开辟耶稣会中国传教道路
左：利玛窦像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 by Emmanuel Pereira, 1610, Jesuit House, Rome. 这幅利玛窦画像由游文辉修士（Emmanuel Pereira）绘于 1610 年 5 月 12 日，即利玛窦逝世后一天。游修士是中国人，他随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若望·尼古拉（Giovanni Nicolao）学艺。这幅画像是第一幅由中国人绘制的西洋油画。1614 年金尼阁带着这幅油画返回罗马，与依纳爵罗耀拉及方济沙勿略的画像同置于耶稣会罗马会院（Chiesa del Gesù），直至现在。图中利玛窦身穿中国士人的服装，金尼阁解释为“中国博士”的服饰。
中：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利玛窦像，福州木刻
The life and work of Matteo Ricci, Xitai, China, Fuzhou, 1630, Woodcut on rice paper,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右：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中国图说》封面，利玛窦与徐光启 Athanasius Kircher: Matteo Ricci and Paul Xu Guangqi, from: La Chine d'Athanase Kirchere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illustre de plusieurs monuments tant sacres que profanes. Amsterdam: Ches Jean Jansson a Waesberge &les heritiers d'Elizee Weyerstrae, 1670.Villanova University, Falvey Memorial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最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和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府，租地买房，建立了仙花寺（中国第一个天主堂，当地人称作“番鬼屋”），在里面开始半隐蔽传教。
“……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海国图志》
“至万历九年辛巳，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 《明史》
利玛窦非常明智，他用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办法，逐步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打下基督教传教的基础。在最初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他分析中国人对传教士感兴趣、乐意接触的原因：一是想学魔法，想能点石成金，把石头变成银子；一是对西式地图好奇，想了解世界；或是想学数学、几何、记忆术——诸如此类一些比较实用的意图。他发现中国不像日本，佛教没有很大势力，因而听取汉人建议，弃佛依儒而传教，学习中国文化，赢得士人集团的信赖和支持。
“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钦定四库全书》
万历十二年（1584年 10月），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在肇庆刊印出版，这是在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邹振环，2016）。利玛窦刚开始传教的时候，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方法给中国人讲最简易的基督教故事。上面这张插图是他为这些故事设计绘制的四幅插图之一。图中各式各样的动物，既表现了上帝创造万物的基督教世界观，也反映了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对自然世界和自然知识的兴趣。
利玛窦寄回欧洲的书信主要谈传教和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些书信往来中，他也谈到了一些植物，比如说茶叶：
有两种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我需要简单描述一下。首先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制成在中国知名的饮料，中国人、日本人，和它们的邻国称之为茶（cia）......这种植物也可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春天采摘叶子， 放在阴凉的地方晾干，然后用晾干的茶叶煮茶，吃饭或者待友时享用。人们呆在一起时会一直饮用。饮料总是热的，所以茗茶，而不是大口喝。味道令人愉悦，略有些苦味， 就是经常喝也对人的健康有益。《利玛窦札记》（Ricci, 1953 &2019; also: http://ricci.bc.edu/knowledge/tea.html）
《中国图说》中的茶叶种植、收获图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
利玛窦与中国各个阶层人士交往，培育了最早一批中国天主教信徒，如徐光启、李之澡等等。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三百年思想史》中评价利玛窦：“八股使得学界贫血，至万历利玛窦等西洋人来，学术界风气才为之一新。”由此可见，利玛窦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Spence, 1985; Aleni, 1985; Maher, 2014; Hsia, 2016）。
卜弥格与晚明永历小朝廷的故事
卜弥格的故事令人动容。卜弥格是波兰裔耶稣会传教士。1642 年，卜弥格由里斯本乘船前往澳门，经过3年的海上行程，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三年）抵达越南北圻。1649年，卜弥格受中国教区副总教长谢务禄（又名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 ）派遣，前往隅居广西的南明永历朝廷传教。在他之前，奥地利耶稣会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Wolfgang Koffler）神父1645年到永历朝廷传教，两皇太后、永历王太子、太监庞天寿等多人已经成为天主教徒。1650年10月，卜弥格受瞿安德派遣和永历朝廷委托，同朝廷官员郑安德勒一同，携带永历皇太后和永历朝廷秉笔太监庞无寿上罗马教皇、耶稣会总教长意诺增爵十世，红衣主教约翰·德·卢戈、威尼斯大公和葡萄牙国王的书信，出使罗马，希望得到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对南明抗清的支持。
1651年5月卜弥格到达印度果阿邦，得知葡萄牙国王已经不再支持明朝廷，转而顺应清廷。（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1498年发现果阿，1510年它成为葡萄牙海外属地和传教中心，设有果阿宗教裁判所。直到1961年12月12日印度收复果阿，此间果阿是欧洲人往返东亚的一个重要中转点。）1652年8月，卜弥格历经艰辛回到威尼斯。由于罗马教廷和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 以及教廷审时度世，不愿卷入残明抗清之中，弥格历在意大利逡巡三年，1655年才终于受到新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接见，拿到了教皇答永历皇太后和庞天寿书。卜弥格得复书后即刻返华，先在葡萄牙得到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承诺出兵助明。永历十二年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他从欧洲返回澳门，但澳门已经与清朝建立关系，耶稣会日本省和中国副省也不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反对他借道澳门入境中国。他先设法从印度果阿邦徒步到泰国大城，再买通海盗，乘船到越南，希望徒步从越南进入云南和永历朝廷会合，不果。最后，他和郑安德勒设法到达了越南广西边境，却得知中国全境几乎已被清军征服，永历朝廷前途未卜。百感交集，1659年6月22日卜弥格殁于广西与交趾（越南）边境。
卜弥格是耶稣会早期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中国地图册》（Mappa Imperii Sinarum, 1661）包括了中国大陆和亚洲各国，是最早准确标出朝鲜半岛的地图；也准确标出了许多中国城市的位置和长城、戈壁 。他还著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等。而卜弥格最著名的著作是《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sis, 1656)，这是欧洲出版最早的描绘远东植物和自然生态的著作，后被收入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同时收录的还有卜弥格编写的欧洲第一部汉字-拉丁文字典（Boym, 1656 &2013; Pelliot, 1934; Golvers, 2011）。
卜弥格声称《中国植物志》中许多动植物他都观察过。确实，他在海南岛传教时看到壳上有十字图案的螃蟹锈斑蟳（Charybdis feriatus），认为是基督教在中土显现的象征，他把这种螃蟹画到了“海南岛地图”上。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中有 21 种植物，8 种动物插图。插图中动植物安排在前景，稚拙的山水自然为背景，融合了西方自然志插图视角和中国绘画构图安排。2019年4，好友胡嘉岷发现我在网上分享的卜弥格《中国植物志》插图和研究中国民间传说与海事文化的盛文强分享的一些插图相似。经过对比研究，我发现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中有几幅插图，包括凤凰、玄豹、松鼠等，都出自明代杨尔曾万历 35 年（1607）辑印的《图绘宗彝》。这是一本包括人物、山水、花 草、兽畜虫鱼、各家画论等的画谱，有300多幅插图；它相当于早期的《芥子画谱》，而不是专门的自然志或者百科全书。
这幅以卜弥格命名的插图，出自德国人菲利普 ·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和约瑟夫 ·祖卡里尼（Joseph Gerhard Zuccarini）编纂的《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 1835-1870）。西博尔德1823年到日本，是驻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他在长崎的那鲁塔基尤库教当地人西医和自然史知识。而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工作任务并不是当医生治病，而是对日本进行科学调查，并收集各种有关日本的资料。他让他的日本学生用荷兰语描述日本，作为作业交给他。这些作业，后来被他用到关于日本的各个著作中，比如《日本》、《日本植物志》和《日本动物志》。1828年发生了 “西博尔德事件” 。西博尔德在结束5年任期准备离开日本时，被日本海关发现他要带走的所有物中有违禁物品，例如日本地图。西博尔德被驱逐出境并禁止返回日本，但1859年他又得以返回日本。而当时向他提供地图的高桥景康（Takahashi Yoshitoki）则被判处死刑，不幸的高桥景康在判刑前就已死在狱中，与此事件有关的其他50人也受到了惩罚。高桥景康曾学习历法和天文，在天文台工作。西博尔德和祖卡里尼的《日本植物志》中很多插图很多都是根据日本画家川原圭佳（Kawahara Keiga）1836年出版的《庆贺写真草》（Keiga shashinso）着色绘制的，而川原圭佳多次和出岛（Deshima）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合作绘制插图（参考：Japan-Netherlands Exchange in the Edo Period; Marcon, 2017）。
08 启蒙时代中国与欧洲往来佳话
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1656年，随卜弥格欲乘船返回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一位佛莱芒（尼德兰）传教士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柏应理先在广州，后在江南建立了一些教会。1681年他受命从中国返回欧洲，带回了几代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儒家经典《儒教，中国哲学》 （Confucius Sinarum）。1687年这本书在巴黎出版（Golvers, 2000），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他同赴欧洲游历的有一位中国教徒沈福宗（ Michael Shen, 1657-1692）。基督徒画家吴历本来也应同行，但后未成行（Chaves, 1993 &2002; Lin &Wu, 2001）。柏应理和沈福宗拜访了罗马教皇、法王路易十四、英王詹姆士二世等。在法国期间，他们说服了路易十四派遣六名传教士、“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
沈福宗是第一个到访英国的中国人。詹姆斯二世让戈弗雷·克纳勒爵士（Sir Godfrey ）画了沈福宗的肖像，挂在卧室。在英国期间，沈福宗和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相熟，帮助他整理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东方藏书，给他介绍了一些中国游戏，包括中国象棋、围棋、樽棋等。后来海德的巨著《东方局戏》（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介绍了这些游戏（Barrett, 1989; Clarke, 2017; Foss, 1990; Kitson, 2016; Poole, 2015; Spence, 2011）。
左：白晋1701年寄给莱布尼茨的易经八卦图 A diagram of I Ching hexagrams sent by Bouvet to the German mathematicia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in 1701
右：法国耶稣会科学家前往中国旅行日志《 暹罗航海志》 Voyage de Siam 1697
路易十四派遣使华的六名数学家，其中一位是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他在1688年到达北京，受康熙青睐，教授皇帝数学和天文学。他参与勘绘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白晋对易经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易经和基督教是一致的，并不冲突。他和莱布尼茨交流易经，并给他寄去了易经八卦图，这是中西方思想交流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Bouvet &Gatty, 1963; Bouvet, 1699 &1970; Nelson, 2011）。
出使中国的数学家和传教士，得到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亨利·莱奥纳德·让·巴蒂斯特·贝尔丁（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1720-1792）的支持。他也是法国农业改革的推动者，里昂兽医学校创办人。贝尔丁对中国文化着迷， 也认识到与中国交流和建立贸易关系，是与印度贸易之外必要的补充，但是他的政策在他任后没有持续（Breton &Bertin, 1813; de Sacy, et. al., 1970; Finlay, 2020）。
法国传教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1701-1720年间在华传教，他在给林奈的一封书信中描写了人参。1715年，在加拿大北部易洛魁人中传教的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陶（Joseph-Franc ois Lafitau）读到杜德美描绘人参的信之后，在印第安人帮助下发现了当地人参，开始种植贸易，不久这种人参出口到中国。18世纪人参作为经济作物在全球的种植传播，在茶叶和鸦片之前，改变了世界作物经济结构（Jartoux, 1713; The Beaver, 2004; Cook, 2010; Parsons, 2016 &2018; Giovannetti-Singh, 2020; 冷东&肖楚熊, 2013）。
左：《 暹罗航海志》中描绘的拟人化人参和其他亚洲植物
右：杜德美寄回欧洲的人参插图，附在他的一封信中 Illustration du ginseng par Pierre Jartoux, S.I. 1713
从利玛窦到沈福宗，欧洲传教士来往中国与欧洲的足迹遍及中国沿海、南亚各地、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借用意大利欧洲早期现代文化史专家朱利亚·卡尔维（Giulia Calvi）提出的概念 “启应祷文” （litany）来看，文化传播是一连串事件不断发生、相互联系、影响难以完全预期的现象（Harris, 2005; Calvi, 1986）。
09 植物传播在明末清初文化中的痕迹
枝枝花上花，莲菊互相变;
惟有西洋人，朝朝海头见。
屈大均《澳门记略》
明亡之际，诗人屈大均到访澳门。上图版画风景，也约略是屈大均所见。他在澳门见到一些葡萄牙人从南美和欧洲带来的植物，比如西洋菊：
“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余出，久之十余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有时更从残萼吐花，累三四重经月不谢。其花始则一大者变为一小 者，继则一旧者变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穷，盖花之善变而不失 其本者也。其种来自西洋，广人多杂以玉绣球蔷薇凌霄等花，环植庭除，开时诸色相间， 谓之天然锦屏。”
屈大均名为“西洋菊”的植物，后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考证命名为“西番莲”。张岱《陶庵梦忆》“梅花书屋”中也写到：“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
汪承霈（？－1805）《春祺集锦》40余种花品，有：梅（白．红．蜡梅）、水仙、月季、玫瑰、蔷薇、紫藤、绣球、萱花、鸢尾兰、蕙、牡丹、芍药、木兰（辛夷）、百合花、海棠（木）、栀枝、豆花、茉莉、 鸭跖草、莲荷、菊、天竺、灵芝、万年青、茶花、桂花、海棠（草）、秋海棠、剪秋罗、石竹、玉兰、虞美人、西蕃莲、牵牛花、蜀葵、鱼儿牡丹、竹。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罗恩·本纳大半生在美洲、 亚欧各地旅行，追寻大航海时代作物和植物全球传播的途径。2014-2015年，他在中国实现他的“植物向量”作品时，介绍了几十种葡萄牙殖民者从南美经过非洲、欧洲、南亚等地带到中国的作物。但是这些知识，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和人们的日常中，不为常人所知。而宫廷贵人通过传教士获得西洋植物、奇异物品和技巧，转而借诗、画、园林、建筑、工艺等流传下来。
法国传教士绘画记录的清廷冬季花房 Henri Léonard Jean-Baptiste Bertin, Serres chaudes des Chinois et fleurs qu'ils y conservent
在清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如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等，为清廷的花园介绍了欧洲植物种子和培养方法；也将中国植物标本、种子、图册和文字信息寄回了欧洲，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草药、经济作物和农业的研究。花卉和花园丰富了欧洲园林，经济作物如人参、茶叶、麻等也改变了欧美的森林、植被和农业（Li.; Bertin; Golvers, 2011; Finlay, 2020）。
汤执中是巴黎科学院联系人，1740年抵达澳门，1741年入清宫。南北旅行途中他观察采集了 200多种植物，按字母顺序排列，作了图录。汤执中从欧洲获得种子在清廷种植，也从中国寄种子到法国皇家植物学院和英国皇家学院。他引种在清皇宫花园的含羞草，尤其被乾隆喜爱。乾隆让宫廷画家画下汤执中等人在清廷种植成功的西洋植物（Bertin; Golvers, 2011; Li; Wang, 2018; 賴毓芝, 2015; 張湘雯, 2016）。
右：余省：海西集卉册">
左：郎世宁：海西知时草，1753 。上题：贡使携种而至，历夏秋而荣。
右：余省：海西集卉册
圆明园黄花阵
10 中国风的兴起（Chinoiserie）
艺术“从生活中复制”还有生活自身
——毕肖普《诗》
布歇四大元素设计柜子 Drop-front secretaire (secrètaire à abattant), ca. 1770–75, René Dubois. The Oriental scenes in imitation lacquer on the front panels are based on designs for The Four Elements by Fran ois Boucher, known from engravings (1740) by Pierre Aveline. The MET: 1982.60.57
18 世纪欧洲形成了对中国理想化的想像。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 “这个国家由皇帝统治，他也是宗教信仰的头脑，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是英明的贵族：他们能够自由批评他的失误。统治非常温和。” 也有不赞同狄德罗的看法的人，比如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想像代表了当时欧洲的风尚，这种风尚称作Chinoiserie，体现在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花园、瓷器、 装饰艺术、绘画和雕塑、生活时尚等等。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 20世纪初，甚至可以说 Chinoiserie一直以变化的形式存在着（Beevers, et. al., 2008; Chu, 2018; Dams, 2008; Fitz-Gerald, 1964; Impey, 1977; Jarry, 1981; Johns, 2016; Sloboda, 2014; Sullivan, 1973; Stamy, 1999）。
冬天的节日
瀑布回荡在喜剧草棚后。烟花余迹，在曲径环绕的果园和花园蜿蜒，——落日纷纷的绿和红。贺拉斯的林仙戴着执政官的假发套，——西伯利亚的民间舞，布歇画的中国少女。
——兰波《彩画集》
十八世纪Chinoiserie 影响最显着的一个例子是深受 Chinoiserie 影响的洛可可艺术。洛可可绘画大师布歇和华托的作品中都大量参杂了中国风（Stein, 1996; Finlay, 2020）。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大量涌现的仿中式园林和建筑（Rinaldi, 2015; Kitson, 2013）。英国的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是18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在1740年和1749年以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身份到过中国。1762年，他为英国的皇家植物园（丘园）设计了著名的中国塔和中式建筑。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论东方园艺》，影响了近一个世纪英国私人和公共园林建筑的中国风（Chambers, 1772; Harris, 1996）。
汉学家乔治·托马斯·斯汤顿男爵（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 1781-1859）在12岁时（1792-1793年）曾陪同作为乔治·马戛尔尼使华团副使的父亲乔治·伦纳德·斯汤顿男爵（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st Baronet, 1737-1801）到过中国。小斯汤顿通六国语言，略识中文，乾隆对他格外喜欢。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小斯汤顿又以第一副使身份陪同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 1773 -1857）率领的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两次访华期间都发生了英国使团与清廷的礼仪之争。第二次使华觐见，小斯汤顿坚持不行三跪九叩之礼，使团被拒绝进京，未能谒见嘉庆帝。此次随行的医生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1789-1826），也是自然博物学家，受英国探险家、博物学家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委托，他在中国搜集植物标本、种子和有关信息，并参观了广州花地。他带回英国培育的花木种子六道木属（Abelia chinensis）以他命名（Staunton, 1797 &1798; Abel, 1818; Staunton, 1822; 黄一农, 2007）。小斯汤顿爵士后来成为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Kitson, 2013），他翻译了《大清律令》（Staunton, 1810; Abbattista, 2017）、图丽琛奉命出使土尔扈特自述《异域录》（1821年），并与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共同编纂了《中华大帝国史》（Mendoza &Staunton, 1853），还著有《有关中国、与其商业交流、中文文本翻译杂录》（Staunton, 1822）。他在鸦片战争中是主战派，在议会发表了主战演讲，鸦片战争后才对鸦片在华危害有所认识（Staunton, 1840; Gutzlaff, 1850; 游博清 &黃一農, 2010）。1823年小斯汤顿与被誉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梵文学者”的东方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 1765-1837）共同创办了亚洲文会（Staunton, 1856）。在英国，他在自己的领地利公园建造了多个中国园林建筑，对当时英国林园风尚有很大影响。19世纪中叶后，随着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转变，中国风逐渐淡化，利公园衰落，当年的中式建筑大多已经不再存在（Jones, 1836; Gladwyn, 1992）。
凡尔赛宫小树林中阿波罗喷泉树林是路易十四时期画家休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融合了英式园林和中国假山的设计（Thomas, 2009）。17-18世纪去中国的欧洲人，看到当时中国的园林后，与欧洲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文化比较，感觉不能完全接受中国的园林和自然观。他们感觉中国人并不热爱自然本身；中国园林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幽密、私密的空间体验，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精神上鼓舞人进取和向往的开阔空间，或者几何的、富有理性的空间设计。凡尔赛小树林的设计种综合了欧洲开阔的园林和中国假山的奇异构造。
《垂柳图瓷杯》
詹姆士·梅瑞尔
集体的歇斯底里，波纹破裂一波复生
岸上出身高贵的的广东人
在廉价店的变异物留存了基因库
烟云袅袅朦胧不清。有人今天却寻出。
梅花盛开，佛塔，青鸟，垂柳的羽枝——
几乎是一个战前图案的复制品——
同样的小舟载着微蚁般的恋人远去，
此时古老的桥弯下双影而她的父亲
微微示意，像从捕蝇纸上，渐而淡了挂牵。
两只小小的灯笼照亮他的归家之途。
他所携可是一卷画轴？此时他定已无比
智慧，早已舍弃世俗羁绊，和所有的一切。
不久，这五月的清晨，在薄雾中升起，他会问
只是为了入化——像肉身中的墨，蓝锚酒吧
钉上醺醉，而它的毁坏者
迅疾离去，伤疤抽痛，杂如乱麻——
只为了融入一种疯狂的质地。
你好遥远。树叶倾诉树叶所寄。
可这孤独的，缺口的容器，如果充满，
将为你注入那温暖而清澄的事物。
它们代表，我想象着，天堂的一个版本
在它的光阴中烦恼更多被弥补而不是替代：
陡檐斜倾，檐瓦铺的细密；
蜂巢翘起，雷云之青愁。
在这首诗中，美国20世纪后半叶著名诗人詹姆士·梅瑞尔（James Merrill）描写了西方最为风行的一个青花瓷图案所讲述的故事。在欧美生活和文化中，Chinoiserie在青花瓷设计中体现了欧洲人最泛滥的热情和想象。欧洲瓷器商为他们设计的Chinoiserie青花瓷垂柳图图案编造了一个浪漫故事——在1912年出版的《儿童百科全书知识大全》第二卷中，收录了这个图案，并描述了这个故事：一个女孩爱上了父亲的秘书，可是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和恋人秘密逃走。他们要先过桥才能走出花园，可半路上被父亲看到，父亲追来。画面中，一对鸽子飞在天上，垂柳如在哀泣。远处是庙，还有苹果树，可是篱墙挡住了路，结束了女儿的歌（Mee &Thompson, 1912）。
（未完待续……）
关于作者：周琰是策展人、译者、文学艺术批评写作者，多伦多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当代艺术与社会、信息网络。
【本文最初系MOKIK课堂的两次讲座（2020年6月27日、7月18日），由CP整理、Amber刘琥珀编辑；讲座后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之邀，由作者重新调整并增加内容，于2020年8月25日-9月3日之间修订完成。】
来源：澎湃新闻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