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治中生平概况

爱国将领张治中生平概况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69年在北京病逝。

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由于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因而被国民党称作叛徒。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有张治中故居留作纪念。

人物简介

张治中

（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黄麓镇洪家疃人。

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日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年团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其间营救了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贡献。1949年4月，张作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北京。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张治中一生为和平而奔走，被誉为“和平将军”。

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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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

张治中生于光绪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肥西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账，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 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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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时期

张治中

宣统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治中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

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

民国4年（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国5年（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

民国12年（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民国14年（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

民国16年（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

民国20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民国21年（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

民国24年（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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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民国26年（1938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

民国27年（1939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发动“焦土政策”，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

民国28年（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在这些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张治中兢兢业业，为自己立了“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等自律，谨言慎行，努力工作，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民国29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民国33年（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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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

民国34年（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民国37年（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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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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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爱情

张治中与夫人

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洪希厚一生对父亲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但有有一次，洪希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张治中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张文心七岁时即由洪希厚带大，两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对丈夫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对于妻子的这一请求，张治中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其他时候，只要不打仗，洪希厚和张治中总是在一起，他们相互陪伴直到终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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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战役

首战淞沪

张治中1890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16岁那年，他满怀梦想，怀揣着母亲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踏上了外出闯荡的路。离家远行前，母亲要张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在安徽洪家疃村流传着的古训，寓意在人生的岁月里，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张治中并没能如愿在安庆考上陆军小学，迫不得已在安徽当了预备警察，后在扬州进入警察教练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心救国的张治中投身学生军。1912年，他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自此，张治中逐渐步入国民党高级军官行列。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向上海第十九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身在南京，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认为：“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张治中。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

1932年2月16日，在淞沪抗战第19天后，张治中奔赴战场。在出发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现年95岁的张素我回忆说：“父亲是决心战死沙场，以誓死的决心走上抗日前线。”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把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解释得更为深入，他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自1932年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张治中率军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次生平参加的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时说：“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再战淞沪

张治中与张学良合影

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庆典

1935年，20岁的张素我独自登上了一艘轮船赴英国留学。此前，她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再度肄业，回到了战火中的祖国。

1937年，“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张治中告诉女儿，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要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想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祥的笑脸，而是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

“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他便率部赴沪作战。”次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上海就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至极，加上因战局不利遭到蒋介石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张素我对父亲的苦闷记忆犹新，她说：“父亲辞职以后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喜欢看的古书拿了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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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谏老蒋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掉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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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反战

“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2010年7月81岁的张一纯对记者说。

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国共关系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还曾四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国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国民党当局正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再写万言书，托人带给蒋介石，力言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再无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储安平创办的《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著名的上海“《观察》事件”。此后，各界多方奔走，要求当局释放《观察》被捕人士。次年元月，李宗仁代理总统，派张治中到上海请黄炎培出面进行和谈。黄提出释放被捕《观察》人士。张治中回南京后李宗仁电嘱上海警备司令部开释。后由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保释了包括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笪移今与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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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将军

张治中（左四）

祖涵同志再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这是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1944年8月30日回复8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信的复信。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争取中共应有的合法地位，中央派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谈判，并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页档案仅仅反映了张治中谈判人生的一页。

早在大革命时期，张治中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张治中于3月2日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力主两党和谈。1942年，蒋介石派张治中为代表，在重庆曾家岩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进行商谈。1944年5月，国民党政府又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三度与中共和谈，均因蒋介石没有诚意，谈判未果。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住在张治中的官邸桂园。在谈判中国共双方分别指派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经过40多天的商谈，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2月，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谈判签订全国军队整编方案。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率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最后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方面悍然拒绝，和平破裂。国民党方面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发出通缉令。张治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于6月26日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毅然投向人民。张治中投向人民后，两次给新疆陶峙岳总司令去电，劝他和平起义，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张治中与“谈判”结下不解之缘，有人戏称张治中将军为“谈判”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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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谏主席

张治中

张治中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泽东，国旗沿用至今。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夏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张治中直言相谏：“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国旗审阅小组就以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人大代表视察制度沿用至今。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但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可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张治中四谏毛泽东，使宪法更完善了。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张治中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代，他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了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是一位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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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彭德怀申冤

张治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1966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一纯回忆。

除了写信，张治中还曾经面谏毛泽东。“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张一纯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父亲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张一纯说，讲到这时，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他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一纯对谈话过程印象深刻，“我父亲也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闷闷不乐。”在“文革”中，张治中的身体条件愈发不佳。“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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