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尚武精神

昆明市官渡区第二中学高三（7）班李元瑾

楚人于今湖北西部一带崛起，传说他们的先祖出于帝颛顼高阳氏。公元11世纪，楚人的部族首领鬻熊带领族人生活在今湖北汉水西面、荆山南面一带，此时鬻熊担任文王的火正。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鬻熊子侍文王。”体现出了鬻熊对文王的敬重。到了周成王时期，成王感念鬻熊有功于周，封其孙熊绎为“子男之田”，国号为“楚”，定都丹阳。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和扩张，楚国成为了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同时也养成了楚人尚武和剽悍好战的民风。

楚人的尚武精神源于艰苦的自然环境

楚人兴起的荆山地区主要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该地气候适宜，降雨量充足，雨热同期，全年无霜，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地理位置闭塞且生产方式落后。《左传·昭公十二年》中子革追忆先祖在荆山以南的地区生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反映出了楚人当时生活环境之艰苦，熊绎不得不亲自带领人民跋山涉水，从事生产。在被认为是楚国早期遗址的今鄂西地区的秭归鲢鱼山遗址进行的试掘活动，只发现5件石质生产工具，并且迄今为止，在楚国旧址没有发现该时期的青铜生产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中，楚人不得不努力从事狩猎、耕种等生产活动，用极其简陋、落后的工具保卫家园、发展经济。在艰苦的自然环境、茂密的森林、众多野兽中生存，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尚武精神，楚人将丧失发展的可能。于是便养成了尚武的传统和剽悍好战的民风。

武器生产与尚武精神相互促进

楚人的尚武精神和楚国先进的武器制造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楚人尚武，佩剑之风盛行。因为剑在楚地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且熊渠通过征服鄂国、扬粤、庸国获得了东鄂的红铜资源，所以楚人的铸剑技术在市场需求的刺激和原料充足的情况下得到了提高，达到各诸侯国中顶尖的水平。并且楚人还擅长兼收并蓄。楚灭吴越后，学习了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为楚国的铸剑业发展再次提供了动力，制造出了青铜复合剑。

楚人还重视兵器的研发制造。据史料记载，楚国曾有当时最完备的武器种类和兵器库。进攻型武器如铁质的剑、戈、矛、匕首，木质的弓和铜制的镞、弩、戟，防御型武器有木质的盾、甲，皮质的甲、胄。春秋时期，战事频繁发生，同时步骑战代替了车战，戈的形状向着更有杀伤力的方向发展。楚人的战斗力由于弩的产生大大提高。弩比弓张力更大，射程更远，因为可以提前搭箭，射击更加从容，命中率也更高。从距离楚国故都两公里的秦家嘴墓地发掘出的双矢并射连发弩被誉为“天下第一把连发枪”，除此之外还发现了41件兵器，足以证明当时楚国的武器数量之多，品质之精良。

扩张立国的政策使尚武精神得到发扬

扩张立国的政策使尚武精神得到发展。同时，楚人的尚武精神推动了扩张立国政策的落实。

当各诸侯国与部落活跃在南方的舞台上时，楚人仍然偏居荆山以南的地区，虽然没有迅速地参与到激烈的竞争当中，但是周围都是不如楚国国力的小国家，也使得楚国从熊渠到熊通时期军事力量飞速发展。到了楚文王时期，楚国灭了申、息、蔡三国，为统一江汉奠定了基础。从楚文王在位时（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77年）至楚庄王称霸（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97年）就超越了其他诸侯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人认为，如果君王不征战四方，就是贪图安逸的、不负责任的君王。《左传·襄公十八年》中记载楚康王曾经对子庚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从熊渠讨伐庸，册封三子为王后就开始贯彻落实“先君政策”——扩张政策。从《左传》中可以看出楚国同周边国家进行了百余次战争，所灭诸侯国多达五十余个。高士奇曾经评价楚国为春秋时期灭其他国家最多的诸侯国。

另外，楚人很重视荣誉。楚武王之子公子屈瑕，因为在城濮之战中被打败而自缢，开创了楚将以死谢罪的先例。哪怕是楚怀王，也宁可被困秦国，客死他乡，也绝不愿意割地换得苟且偷生。《管子·轻重》中齐桓公评价楚“山东之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

其次楚人也不乏谋略和谨慎。楚君曾经利用息、蔡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北扩。《吕氏春秋·长攻》中记载:楚王一直想要吞并息国和蔡国，于是先假意与蔡侯交好，等到攻取息国之后又调转兵力攻取蔡国。这个事件充分体现了楚王的雄才大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楚国的北扩策略和楚人的尚武精神与智谋兼顾。

综上可知，在楚国崛起的过程中，尚武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支撑着楚人从贫穷的荆山以南地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制定出扩张立国的政策，制作出了精良的武器装备，培养、吸引了为了国家利益勇于牺牲性命的勇士，从一个贫穷的小诸侯国成长为甲兵百万的强大诸侯国。虽然楚国最终为秦所灭，但是楚人的尚武精神仍然值得后世学习，也在史书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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