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府巡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职?
一、八府巡按的来历
在影视戏剧作品中,八府巡按这个角色较为讨喜,他的出场往往伴随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剧情出现,令人大呼过瘾。八府巡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职,为何受到人们这样追捧?
实际上,历史上没有八府巡按这个官职,人们常说的八府巡按应该出自巡按御史,属于古代监察官员的一种。八府巡按这个名字,源于明朝的行政建制,当时一个省通常管辖八个府,朝廷设立巡按御史负责监督各省的巡抚,管辖范围同样是一省,也就是八府,因此俗称为八府巡按。
八府巡按之所以为百姓所称颂,是因为他作为皇帝的特别代表,专门针对地方官员进行巡查,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力得到制约,不当行为得到惩治,一定程度上也为百姓伸张正义。
在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就有八府巡按的角色,他的经典台词是“臣于世龙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其实不仅没有来迟,往往来的刚刚好。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八府巡按的工作是负责救驾的吗?
其实不然。在古代,皇帝可以亲自到地方巡视,但是极少情况是微服私访,即使皇帝想低调,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康熙六次南巡,勘察水利,体察民情,沿途官员都是知晓的,后来乾隆也是六下江南,场面则更为宏大。
多数情况下,皇帝通过派遣官员代为巡察,有明察,也有暗访。暗访的形式,其实就是微服私访,微服私访的主体是巡按御史(在明朝通常由宦官来充当此任,被称为行路御史)。因此,《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康熙实际上抢了八府巡按的戏份,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八府巡按通过微服私访,将基层情况上报给皇帝,皇帝再对事件做出处理。
看似被抢了戏份的八府巡按于世龙,原型是名极一时的“清官第一”于成龙。于成龙不仅自己做过巡抚,而且的确“管”过巡抚,但不是以八府巡按的身份,而是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这是品级低微的巡按御史不能比的。巡按御史为什么一定要位低权重,他会不会变成位高权重呢?这要从监察制度的演化过程中找到答案。
二、监察制度的沿革
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强化于明清,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标配,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征,历代传承沿革,影响深远。巡视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种,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巡视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而监察体现针对全体官僚的监督职责。
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形成时期。秦朝统一中国,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三公之一,来监察百官,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次官。汉朝废除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时可专席而坐,称“三独坐”。其中,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和京畿的官员。
汉武帝时,设立刺史制度,来监察地方,监察方式主要就是巡视,开启了巡视制度的先河。汉武帝在每个州设立一名刺史,所辖监察区被成为某州刺史部,定期巡视所辖郡国,在郡一级设立督邮,巡视所辖各县。后来,刺史逐渐成为郡级之上的行政长官,州从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东汉末年,为了加强地方自主治理,在各州设立州牧,从形式上取代了刺史,实质上是给刺史正名,承认其行政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作为监察职能的刺史制度的瓦解。
隋唐时期是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隋朝开始设立监察御史,并在御史台之外增设司隶、谒者二台,分理监察。唐朝实行“一台三院”制度,在御史台内部分设三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唐朝还开始建立“分道巡按”制度,是一种常态化的不定期巡视制度,担任巡按使的官员可以是监察御史,也可是其他御史,或者是行政官员临时委派,巡按之名也始于此。
明清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强化时期。明朝开始设立御史巡按制度,巡按御史从监察御史中选派,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在各省设立按察司,作为地方常设监察官职。清承明制,建立严密的、多层次的地方巡视制度,有御史系统、按察系统和督抚系统(地方督抚最初是作为巡视职责而设立,后来如同刺史一样演变为行政官职),不同系统的监察官员可以相互监督。
三、御史的权力怪圈
明清时期的监察御史品级较低,明代的监察御史为七品,他们以小监大,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及时反映基层情况,对整顿吏治、惩治腐败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
第一,监察制度职能的异化。监察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代天子管控四方,巡按御史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官,表面上归属台院,实际上只听命于皇帝,对地方官员的弹劾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弹劾成功还好,弹劾失败可能面临性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监察官员将注意力从事件的客观评价,逐渐转移到皇帝的主观意志,开始曲意逢迎、明哲保身。
第二,监察御史权力的扩张。虽然朝廷为了制约监察御史,仅赋予其较低品级,但地位从来是与权力相对等的,地方官员对待手持尚方宝剑的巡按御史,绝不敢当低品级的官员看待,而是极力讨好、殷勤献媚。手握重权的巡按御史,与这些坐镇一方的地方大吏,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如何正确行使权力,他们同样表现不一。
第三、监察制度对皇权的削弱。监察御史原本是为了强化皇权,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引发朋党之争,反而对于皇权是一种削弱。这其中有着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明清时期的皇帝常常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其实皇帝也不容易,当皇帝一人之力不足以掌控庞大而炙手的权力时,为皇帝分忧的帮手们便开始滋生、膨胀,继而发展为朋党,直到与皇权相背离。在这个过程中,御史发挥了他特殊的工具性作用。
四、历史的经验与启示
前文讲到,作为监察职能的地方督抚,逐渐演变成了行政职能的封疆大吏,实际上作为监察机构的都察院,也免不了要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比如,清朝以左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而将右都御史作为虚衔,加授地方督抚,以便等级区分。监察制度终究没有做到独立行使职权,而落入行政系统的窠臼,甚至陷入党争的泥潭。
为什么古代皇帝精心设计的监察制度,最终还是陷入了权力的怪圈,手执反腐利剑的巡按御史也会反被腐蚀。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权力具有自发膨胀性和天然的趋恶本质。
古代的皇帝,通过设立权力的监督机制,来延缓权力过快膨胀的势头;通过不断更新权力的监督主体,来避免权力对监督主体的过快附着;通过消灭权力的个别载体,来铲除有趋恶表现的毒瘤。
古代的人们,对于青天大老爷,亦或八府巡按的尊崇,看似是对正义的期盼,实则仍然是诉诸于强权,行为逻辑与他们所忿恨的贪官污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是因为权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人性假设,通过人的方式来解决权力的使用问题,必然要以人作为代价,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监察制度的历代沿革其实就是古人对权力边界的探索,很长一段时间内,监察御史陷入了权力的拥有者和监督者之间的怪圈。令人欣慰的是,监察制度在明清登峰造极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变革,人们渐渐懂得,对权力的监督只有形成平衡的闭环,才能达到良性运行的稳态,从而从根本上走出权力的怪圈。